引言

到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更炽，外戚梁冀公然把西至弘农，东至荥阳方圆千里地方占作自己的林苑。宦官苏康、管霸强占“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宦官侯览在家乡山阳攫取良田顷，住宅所。东汉人仲长统说，许多商人大买田产，“百夫之豪，州以千计”，其“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并对商人地主的巨大财富有过描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依附关系的加强

可见豪强地主也身兼商人，不但武断乡曲，也控制着城市的经济生活。豪族地主往往聚族而居，延绵数代一个大家族或宗族可积众几百、几千人。如韩融带宗亲千余家避董卓之乱于深山中。这种大家族或宗族内部有深刻的阶级对立。

豪强地主利用宗法关系控制和剥削贫苦的同族人每年青黄不接或秋冬之际也施舍小惠进行拉拢和欺骗。目的也是为了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并消弥他们的反抗。

豪强地主田庄里还有大量的依附农民。一个大豪强地主有上万的依附农民，袁绍和袁术各有依附农民二三万户。他们要将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还要服各种劳役。人身也受地主支配，一旦主人迁徙，也要跟随同去。

如马援在北地（甘肃环县）有数百户依附民为其放牧牲畜，后来他到洛阳归附刘秀，也把这些人带到洛阳的上林苑种地。依附农民主要来自破产的自耕农，也有的从奴隶上升而来。那时的农业和家务劳动中还有少量奴隶。依附农民和奴隶的区别只是不能出卖或赠送而已。崔寔在《政论》中谈到了依附农民的悲惨生活：父子妻女像奴婢一样替地主耕种，一辈一辈的干下去。

活着吃不饱，穿不暖，死了买不起棺材。年辰稍有不测，便得出卖妻子或饿死。《昌言》一书还说，有些依附农民临死时还得爬到路边等死，不敢死在家里，因为没有葬身的土地。

豪强地主田庄以满足其生活需要为主进行生产，是农、林、牧、渔和手工业皆有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依附农民在地主或其管家监督下种植谷物、蔬菜、瓜果、药材和经济作物，养家禽、家畜、鱼类；种植饲。

手工业方面有养蚕、缫丝、制絮、而织麻布和各种丝织品、染色、缝纫员以及榨油、酿酒、制酱醋、制糖、制作各类农器、兵器等，有的还经营矿业，如四川从事井盐生产，山东滕县有冶铁作坊。总之，田庄里生活资料可以自给，很少向外面购买。

豪强地主还放高利贷，也在作物收割季节收购农产品，而在农民需要种子、粮食之时高价抛售，甚至夏天购进布匹等御寒物资，而在天寒之时出卖，对依附农民的剥削无孔不入。豪强地主鱼肉乡里，抡男霸女，古有巨量财富。

酒肉多住在坞堡里，瞭望楼三四层，几十里景物尽收眼里。堡外，深沟高墙，有骑马的武士巡视，自成一个戒备森严的王国。堡内，有武器作坊、储备大量物资的仓库、水源等。每年春秋两季，要整修沟、墙门户，日夜戒备并加强训练，以防备和镇压不干饥寒敢于反抗的贫苦农民。

因此，这种私人武装是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实现国家镇压职能的补充力量，但它既然是封建经济的产物，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的割据势力，成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如李典的叔父李乾有几千依附农民组成的私人武装，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后来李典带领这支武装投奔曹操。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割据局面的出现，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豪强地主经济，又是形成封建割据疆军阀混战局面的物质基础。

东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缓和阶级矛盾，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他前后下了六次释放奴隶、三次禁止虐杀奴隶的命令，重申“卖人法”、“略（掠）人法”等禁令；把国有田地、皇家苑圃及山林川泽租借给流民耕种，并提供种子、农具等；又多次发放物资赈济贫苦农民。

这些措施使许多奴婢获得解放和到处流徙的流民又回到生产上，对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有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汉末接机矛盾矛盾年以来自耕农沦为奴婢的强劲势头。光武帝还裁并多个县，裁减官员数万人，又裁减郡国都尉，遣散地方军队，组织军队及释放大量囚徒去边境屯田。这些精兵简政措施，对减轻人民徭役、兵役和赋税负担，提高政府机构办事效率都是有利的。

经过刘秀30年的努力，至其子明帝时，社会经济已有发展。牛羊满山，石粟只值30钱，这同西汉末年1石粟钱相比，是何等巨大的进步。从史书保存的不完整的人口和垦田记录可以看出，自光武帝以后，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一直直线上升。光武帝末年（公元57年）人口万，明帝末年3万章帝末年万，和帝末年（公元年）就有万。垦田面积章帝前缺乏统计，但在和帝末年达万顷，已接近西汉平帝时候的最高水平了。考虑到豪强地主惯于隐瞒田地，东汉的实际垦田数字不会比西汉少。

东汉经济发展的另一标志是南方经济水平显著提高，这在农耕、蚕桑、水利以及铜、铁的冶炼及加工等方面皆有表现。

南方人口也大量增加，扬州从西汉时的多万增加到万，荆州从万增加到万，益州从万增加到万，南方其他各州人口也有增加。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则分为吴、会稽二郡，东汉后期多次从荆、扬各郡调米赈济中原灾民，这些应是南方经济发展的结果。连交通不便的益州也得到开发，以致“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水利工程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一个要素。东汉时修复了许多被荒废了陂塘、沟渠，如在西汉成帝时被废的鸿隙陂，原是灌田几千顷的一系列水库群，如今不仅修复，且经扩建，四五百里范围内大小陂塘棋布，沟渠纵横，累年稻香鱼肥喜煞人。新修的小型塘库甚多，北方打井灌田，大型工程如会稽的镜湖，灌田九千顷。

最了不起的是明帝时王景治河。西汉末，黄河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清）人海；河水湧人汴渠，下游连年泛滥，淹没几十县。王景率民工几十万，凿山阜，建立水门，自荥阳至千乘海口筑堤几千里，使河、汴分流。从此汴渠漕运畅通，黄河也受河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击沙土通流入海，年间不再改道。这是东汉人民与自然斗争的一大胜利。

铁犁牛耕东汉时已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许多地主已用短辕一牛挽犁，犁铧已经改进，便于深耕。川陕地区使用一种曲柄锄，中耕除草十分方便。还出现了一种大镰刀，长达35厘米，逗上木柄，可不再蹲着割桔秆。灌溉用的工具有翻车、渴乌。翻车即水车，渴乌是用虹吸原理，无须专人操作。

东汉的手工业同农业一样比西汉进步。冶铁不发达的南方如今有了冶铁业。桂阳郡的耒阳（湖南耒阳）发现铁矿，外郡许多人来此开采、加工、太守眼红，罢私铸改为官营，岁增入万钱。南京、杭州、绍兴、南昌等地冶铁作坊生产多种铁器。

冶铁业的最大进步是使用水力鼓风机械的水排，用力少，功效高。在欧洲，直到12世纪方才使用。冶铁业另一重大进步是低温炼钢法的发明，使钢的使用更加普遍，刀、剑等铁兵器最终完全代替了铜兵器，剪刀、钉子、顶针等因钢的普遍使用而多起来了。

炼铜及铜器制造以南方较发达。广汉（四川广汉）、蜀都、会稽、朱提县堂狼山（云南东川）等地有规模较大的官营、私营作坊。堂狼山的铜洗等历代出土很多。

丝织业遍及全国。四川的“蜀锦”享有盛名。宫廷及贵族常派专人前往采购。会稽的“越布”被明帝的马皇后用于赏赐，可见其质量很好。

造纸业是东汉手工业的一枝花。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了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进行了大胆的革新。采用原料除破布、旧渔网之外，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丰富的原料领域。在工艺上，除淘洗、碎切、泡沤等工序外，可能已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更细更散，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的质量。为纸的普及和推广开辟了广阔道路。

年蔡伦把用麻头、破布、旧渔网和树皮制造的纸献给和帝，深受人们欢迎，享誉天下。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8世纪传到西亚，12世纪经北非传入欧洲，对整个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东汉初年，光武帝下令重铸五铢钱，废除一切旧币，消除了新莽时期货币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各城市有交易场所叫“市”，市内按商品种类分为若干“列肆”。列肆有许多货摊、店铺，商品陈列琳琅满目，顾客摩肩接踵。许多富商的店铺跨州连郡，舟船通行四方。

结语

《昌言》说大商人连个伍长的资格也没有，却有上千的奴婢，享乐比于封君，势力大过郡守。商业中心除洛阳外，有长安、临淄、成都、南阳、邯郸、吴、番禺、丹阳（安徽当涂）、豫章（江西南昌）等。